一方面，人民币持续升值引起软件外包产业利润下滑，一方面，外包市场的前景还在被业内专家们不断肯定。等待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究竟是什么？

>李成的手机响了。

“你好，哪位？”

“李先生，我是××公司人事部的。请问您有兴趣加盟我们公司吗？”一个甜美的女声从电话那头传出。

“对不起，没兴趣。”李成合上了手机。

其实，李成刚刚和所在的公司续签了6年的合约。32岁的李成已经有了9年的软件开发经验，很多的公司都给他开出了诱人的薪水，衡量再三，李成还是决定续签自己的劳动合同，在这家软件外包企业开始了第四年的职业生涯。

作为政府大力支持的高新科技企业，李成所在的公司是当地比较大的软件开发公司之一，员工有六百多人。目前主要业务是对日软件外包。李成在这家公司的职务是技术担当 (项目工程师)，月薪6000元。之所以续签了这份6年的合同是因为大公司能承诺很多小公司不能给予的待遇。同时，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大项目，李成想做的是从技术层蜕变成为管理层。

随着成本的上升，今年公司招了不少应届毕业生。部门刚刚组建，一下子分到了25个没有开发经验的大学生，很快一个大项目就要开始了，一下子把李成愁坏了。

一心想进管理层的李成终于明白，打造优秀团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他还要面对很多困难。

和李成一样，软件外包企业也在面临困境。“不要说人民币升值将来破6会造成多大影响，就是在现在的汇率下，中国的软件外包企业相比印度等国家也不具备太大的价格优势了。”中软国际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软资源总裁兼CEO孙秀芳说上面这番话时，显然很激动。

中国多数软件外包企业的单个业务规模都在50万美元量级，而印度企业平均在500万美元，美国企业平均可以做到1亿美元。由于不具备规模优势，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利润不仅很容易被汇率变化“吞噬”，并且在应对汇率变化的议价过程中，也不具备定价能力。

人民币升值、CPI上涨、新《劳动法》实施等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商业环境，如果应对不慎，大量订单将流向越南等新兴软件外包市场。

即便如此，还是有分析师认为，IT服务板块一年来的涨势跑输大盘，在未来需求增长、成本可控制的情况，其价值目前被严重低估。

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引起软件产业利润下滑，一方面，外包市场的前景还在被专家肯定着。等待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究竟是什么？

技术之外

石菲

对于外包企业来说，除了规模、质量、人才之外，还有很多东西会影响公司的存亡，比如说文化。

周一，李成部门里每一个员工都收到了来自新领导的邮件，邮件是用日文写的。

邮件的意思是：大家辛苦了。从今天开始，同事间的交流，请用日文写，这样大家可以提高日文水平。同时，每天早上上班后，要进行例行早会，SE与TL级别以上人员必须参加。另外，我将会安排日语老师来为大家上日语课。

其实部门所有的员工，日语水平也就是懂一些，仅仅只局限于《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册而已。虽然干外包这一行，日语比技术更重要，但是公司从来不去特意培养这些人，所以，大家的日语水平，也都象这样半调子水平。

李成看了这个邮件，开始并没有往心里去。不过很快，李成就认识到了日语的重要性。日本总部向他们一下子发了三个项目，李成担当了其中的一个项目。这三个项目都不是很大，和以前项目不同的是，只发外部设计，由外包方来完成详细设计书和单体测试设计书的编写。

还有，项目经理要与客户直接沟通，不仅仅是给客户报报进度而已，还会直接面对业务问题，这对日语不好的李成是一个挑战。因为外部设计会产生更多的因素，李成也认识到了除了语言，要想成为真正的项目经理，需要完全熟悉日方所有的业务才行，只懂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月后，李成交了初稿，但领导很不满意。因为式样书的基本元素写的不太准确，但李成觉得这些只是小问题。

领导拿出一本SONY笔记本的说明书，对李成说：“如果一个产品说明书，标题没写，页码没写，你能看下去吗？”

李成愣了一下，明白了领导的意思。虽然标题、页号、边线这些是与业务无关的小问题，但却很重要。业务写错了，客户不会生气，技术写错了，客户也会原谅。这样的小问题做错了，客户会认为外包方工作不仔细。

都说日本企业很重视质量，但这些技术之外的小问题也不能忽视。

文化瓶颈

有时候，一个合约谈不谈得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公司的技术实力。

目前，我国的外包商主要承接的是来自欧美和日本的业务。对于来自日本的软件外包业务，要求承包商一定要有一部分懂日语的员工。同时，好的承包商也需要对日本的企业文化有所了解，不仅仅是软件程序，和客户的相互理解和配合也很重要。欧美的企业可能更看重合同，合同条款设计得很精准，一切按照合同执行就可以了。而日本企业的合同可能不那么准确，需要和用户一边商量一边干。

作为“中国软件外包教父”，NEC公司是目前面向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跨国企业软件发包商。

早在1982年，NEC公司就策划成立了日中软件开发中心。1994年，与中科院软件所正式成立NEC-中科院软件研究所有限公司（NEC-CAS），2006年合同到期时成为NEC独资子公司，改称NEC卓越软件有限公司（NEC-AS）。1996年成立了NEC信息系统（中国）公司等。

NEC(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杜军说，这个是日资企业的特点，很难评价是好是坏。你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工作方式，沟通愉快了，才更可能拿到单子。NEC大规模向中国发包从1994年开始，和一些外包商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合作关系，双方目前合作的很好，目前和NEC合作愉快的外包企业的骨干大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另外，日本企业非常注重礼仪，如果不了解日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合作起来就很有可能有代沟。

Unisys是一家信息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外包是他们很重要的业务组成。外包客户有一些是跨国公司，和Unisys公司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中国分公司承接了其在中国的分公司业务。另一部分客户是国内客户，目前比例大约各占50％。

Unisys全球外包及技术服务中国区业务总监刘英杰举例说，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会说：“hi，我是某某某，我找你想谈些什么事情。”在日本客户看来，这样的开头可能不太尊重，有可能会挂断这个电话，不给你继续说下去的机会。所以，为了更好的服务日本客户，公司专门请来了2位老师讲授日本文化，还派了各个组的领导去日本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

郑小姐是日语专业的学生，她说，日本人会非常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希望你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同样委婉。一天下课后，一位日本同学约她一起散步，两人走出学校，日本同学又提出了去××商业街散步的要求，等走到了那里，日本同学问，“能陪我买东西吗？”郑小姐才明白其实对方的初衷就是想让自己陪她购物。

春天还是冬天？

作为发包商，最希望承包商能够稳定发展。中国的软件公司，前几年并购和分家的比较多。这点让发包商有时很头疼，项目管理上容易出现困难。规模大一点的外包企业容易产生规模效益，对承包商也比较容易产生利润。

NEC刚进入中国市场时，NEC总部的各个部门都可以发包，选择承包商也有一个过程。先后给NEC公司承担过软件外包的中国软件公司超过100家，但是80％的业务集中在主要的20家左右，面对这么多的外包商,项目管理比较困难。2006年NEC公司开始逐步集中选择承包商，未来计划将规模减少到主要的20多家合作伙伴公司。

“我们现在找两类，一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是有特色的。” 杜军说，有些软件属于特殊软件，要找拥有这方面技术优势的开发商才比较在行，只要在这个领域特别擅长，不怕他规模小。

虽然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于中国的外包市场杜军还很乐观，中国的外包现在基本上还是集中在发达城市，2、3线城市的成本还是比较低。他说，“中国的软件开发市场至少可以持续很长时间，10年没问题，20年也应该没问题。”

软件开发的流程是需求定义－基本设计－详细测试－编程－单体测试－结合测试－综合测试－运用测试。目前，编程和单体测试属于最基础，也是外包到中国最多的软件开发业务。其次是详细设计和结合测试，目前正被逐渐向中国外包，基本设计和综合测试迄今为止则都是在本国完成。

目前NEC公司外包软件的基本设计和综合测试多数都是在日本做，因为要和客户近距离沟通。任何发展中国家的软件外包一般都是从简单的编程和简单测试开始，对中国也是这样，当然最基础的也是最便宜的，未来将逐渐过度到把详细设计和结合测试外包到中国。

现在NEC公司外包给中国的软件开发量不到全公司软件外包的10%，每年发包给中国15亿元左右，争取到2009年达到总体的10％。

其实发包商也希望把上游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因为在本国的成本很高。即使人民币升值，如果能做到上游，软件外包还是有很大利润的。在日本，上游软件开发外包的单价有时高于每人月100万日元，而下游的只需要25万日元，相差4倍。

如果整个软件外包比喻成一座金字塔，从金字塔的底部向上，对外包企业的人员、技能、管理等要求逐次提高，要想达到金字塔的顶尖，外包企业就必须达到软件能力成熟度CMM5级认证。但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业务的利润率在逐步提高，竞争对手在不断减少，市场的空间也在显著放大。中国目前主要是缺少高级的软件架构师，很难和客户直接沟通，不了解客户需求也是主要原因。

刘英杰说，“和国内的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强调的是给予客户的服务级别而不是响应时间。可能国内的外包商比我们的报价要低，但是随着成本的上升，本地服务商的成本优势在降低，优势不再。”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企业也是一种机会，由于成本的提升，也能看到现在国内用户的意识也在改变。更多考虑降低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比如租赁IT设备，外包自己的IT业务等，为外包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对于李成来说，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他所在的公司今年年初接了几笔大单，和老客户又续了5年合同，至少今年的利润能够保证，李成对年底的年终奖充满了信心。不过对于想进入外包市场的中小企业来说，如果只看到有利的一面就盲目进入，等待他们的恐怕就不是那么美好了。

作为成功的软件外包企业，东软模式值得一些“后辈”学习

破7之后

从2008年3月下旬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一路蹿升，终于在4月10日首度突破7∶1整数关口。

范先生是南方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板，他的企业外贸出口年销售额在100万美元左右。以100万美元计算，2005年7月汇改刚开始时，以1∶8.11的比率，100万美元能兑换人民币811万元；而按今年4月10日“破7”的新汇率，以1∶6.992元来计算，只能兑换人民币699.2万元，所兑换到的人民币缩水了111.8万元，因此，人民币的的迅猛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了最直接的汇兑损失。

和传统制造业相比，软件外包行业也受到了冲击。2008年，大连软件产业迎来第10个发展年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呈膨胀式增长的规模，有理由让大连软件人憧憬更宏伟的规划和目标。但与这种欢欣雀跃如影随形的是愈加沉重的担忧，随着两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到5.13％；2008年，新年新“高”的表现，似乎显示人民币继续升值已无悬念—让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犹如遭遇寒冬。

作为成本按人民币计价、收入按美元计价的典型行业，软件外包业几乎是站在了遭受人民币升值冲击的最前线。被提升的成本、被吃掉的利润、被挤压的市场……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现在软件外包商们或许都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外包市场该怎么做？

这些转瞬蒸发的利润是相当惊人的。“人民币每升值1％，软件出口的利润将降低0.7个百分点。”这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朱稳根的计算。有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外包企业的软件外包业务平均利润率大约在20％ 30％左右，普通中小厂商的利润率则小于10％。而自2005年7月至2007年12月25日，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字显示，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经突破了11％。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对大企业还未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已经切实地感受到了压力。在大连高新区，二三十家软件外包企业的“联盟”组织软件集团股份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人民币升值已经吃掉了这些公司10％ 20％的营业额，“有些企业100％订单来自海外，合同已经签了，人民币升值多少，企业就要损失多少。”

如果仅仅是“少赚点钱”，企业的紧张还不足以引起行业震动。实际上，更深的恐慌来自于对中国在全球外包市场中位置的思虑。在前有“印度象”比照，后有“孟加拉虎”追赶的格局下，还未拥有足够技术资本的中国，萎缩的价格优势带来的是吸引力的弱化。理论上，离岸外包的驱动力在于可以使发包企业节省30％ 50％的成本。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这种驱动力将越来越小。

再探中印软件外包

丁常彦

中国要想在世界IT产业链中拥有更高的地位，必须在危机来临前积蓄起自己的实力。

一个在美国IBM工作过2年，在印度公司工作了4年的项目经理与中国的资深软件开发经理有这样一段对话。

印方经理问：“你们每月生产多少行代码？”

中方经理掂量了很久，谦虚地说：“人均代码1万多行吧，不到2万行。”

印方经理听后，眼睛瞪得圆圆的：“喔！你们已经远远超过国际最高水平了。”

中方经理惴惴不安地反问：“你们的呢？”

印方经理很认真地回答：“我们公司目前的效率是每人每月300行。”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印度发展最快的Infosys公司认为，衡量项目成功的标准是“质量、成本与进度，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是“流程、技术、人”。过去，我国在软件外包上与印度的差距一直让中国的IT企业无法回避，尽管如此，中国的IT企业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努力。

目前，不管是印度，还是中国，都在面对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新一轮的竞争也在这种情况下徐徐展开。

成本压力袭来

总部位于印度信息技术中心—班加罗尔市的Infosys公司，正在面临员工薪酬给公司盈利带来的压力，这家印度软件巨头的2008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由于印度卢比升值，以及员工薪酬增加，Infosys第四季度收入增长20%，但净利润仅增长9.2%。

同时，Infosys通过调查也发现，在公司主要的美国客户中，有76％计划削减预算，或者保持当前的预算不变。

过去一年里，印度卢比经历了过去30年最大幅度的升值，同时印度软件人才的平均薪酬大幅上涨。同时，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印度软件厂商的美国客户纷纷削减了IT预算。《福布斯》日前也发表文章称，随着印度工资水平的提高，未来10年里，那些低附加值和容易被自动化替代的外包工作将逐步在印度消失。

与印度相比，由于中国软件外包主要针对日韩市场，因此，美元的贬值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危机在中国并不存在。2008年1～2月，我国软件产业效益出现下滑。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统计，两个月共实现利润总额68.6亿元，同比下降4.6%。

有业内人士认为，软件外包其实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成本是最大的成本，面对国内外产业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国内软件外包产业有进行梯度转移的可能。

成都一位在跨国软件公司工作的张小姐反映，她的工资要比同一公司北京分公司的员工低30%左右。为了应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危机，许多中国软件外包的企业也开始寻求更为合适的地点。“相对而言，成都是个不错的选择。”一家成都的软件公司的负责人说。因为相对传统行业而言，软件外包对地理位置的要求很低，将公司设在成都，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影响。

梯度转移对于印度来说同样适用，过去，班加罗尔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信息产业中心之一，但快速的发展让班加罗尔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房价持续攀升，生活费也不断上涨。这为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印度信息行业敲响了警钟。为降低成本，一些公司开始“转移阵地”，印度第二大IT公司维普罗公司则在南部海滨城市科钦购买了10公顷的土地，斥资2200万美元打造工业园区。

前景仍被看好

2007年，东软集团以1.4亿美元的离岸外包收入再度摘得中国软件外包第一的桂冠。尽管有这样的龙头企业，并不能掩饰我国软件外包企业的不足。

我国有着上千家软件外包企业，其规模及水平良莠不齐，无法在国际市场中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我国软件外包市场目前尚未形成领导型的企业，前十大厂商市场份额仅为21.2%，与成熟的印度市场前4名占据39%份额相比，市场结构分散，而这种分散的市场也催生了市场整合的需求。

与成长中的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相比，研发实力的增强也会进一步促进中国软件外包行业的发展。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是研发中心，在印度设立的则是离岸开发中心。

有分析人士认为，跨国公司把部分业务流程转移到中国，不论是自己开设服务部门还是外包给中国的企业，这波浪潮与10年前他们把工厂转移到中国的那波浪潮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成本优势是最主要的原因。

“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多地成为一个人才中心。现在中国已有800多个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这是必然的趋势。”微软中国董事长张亚勤说。

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很多最新的需求和应用、最复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都来自于中国市场。许多在中国市场上开发出来的技术和产品，最终走向全球。因此，许多跨国企业在华的研发中心，已成为开发最新技术和创新产品的孵化器。

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在业界将中国软件业与印度软件业进行对比时，总是拿两者出口额做比较，以说明中国与印度的差距。比如，印度2007年纯粹软件的出口额为145亿美元，而中国还不到20亿美元。

其实这种对比并不能说明根本问题，因为两国软件业的发展模式存有差异。印度软件业主要依赖出口，因此能创造一百多亿美元的出口额，但中国软件业是以内需为主要销售市场，因此出口额远远低于印度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中国软件业在出口上的整体发展实力确实落后于印度，这主要是因为印度软件出口起步远远早于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就把握住了美国软件更新换代的大机遇，并且依赖自身具有的语言优势，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牢牢树立起软件出口的整体优势。而中国软件只是在2003年前后才开始重视软件业的出口问题。

此外，由于中国软件业的出口主要为嵌入式软件，这是依托中兴、华为等制造企业的设备实现出口，这与印度以离岸式软件外包为主的软件出口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嵌入式软件依赖设备的程度更大，而离岸式软件的外包能力更强，因此印度能创造高额的软件出口额。

目前，这种离岸式的软件外包正遭遇挑战。《福布斯》的文章在分析印度之所以会逐渐丧失优势时指出，印度科技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印度人不负责思考，只负责执行客户的想法，印度并没有学会创造自己的科技产品。

“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也必须在危机来临前积蓄起自己的实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教授说。她认为，中国要想在世界IT产业链中拥有更高的地位，就必须多承担一些概要设计、详细设计这一类上游工程，尽快将国外的软件技术消化、吸收并为己所用，在软件外包中从受包方变为发包方。

印度软件教育的一大特色是让学生对科技有充分的接触

为了赢得中国客户，一些印度软件企业开始在中国建立外包中心

外包的人才之“痛”

雷赫

外包人才不仅缺乏，而且难以维护，这是每一个IT外包公司所承受的最大压力。

2008年3月，上海某知名证券商收到了一封律师函，把他告上法庭的是一家名为蓝盟的IT外包服务提供商，原因则是“挖人墙角”。

据当事人上海蓝盟介绍，这家证券商一年前与其签订了IT服务外包合同，随后，蓝盟即派出服务工程师常驻服务。在双方的外包合同中，明确规范和约束了该证券商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与上海蓝盟的服务工程师发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行为。

不料，该证券商还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跳过上海蓝盟，与蓝盟外派的服务工程师直接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此后，便把上海蓝盟甩在一边。

如果搁在其他行业，如此一件“挖墙脚”事件可谓见怪不怪，可在IT服务外包领域，背后折射出的，却是迅猛增长的IT外包市场和极度缺乏的IT外包人才之间的矛盾。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事实上，IT外包行业人才争夺早就已经上演。2005年5月，北京亚太兰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交了一纸诉状，状告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用不正当手段抢夺人才。

事件起因是年初摩托罗拉召开会议，要求17名亚太兰特外包员工必须与亚太兰特解除劳动合同，否则将停止其在摩托罗拉的一切工作。据称，这是因为摩托罗拉想让他们与另一家叫做汇通的人才外包合作公司签约，从而继续为摩托罗拉工作。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签约的员工投奔他人，亚太兰特公司只有将摩托罗拉送上法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情呢？一位在行业里工作多年的外包项目顾问给出了说法，“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把这句话用在IT外包领域再合适不过。由于外包人才的缺乏，人才维护的问题就成为每一个IT外包公司所承受的最大压力。”

在一些业内人士的眼中，外包人才的缺乏往往导致一些“不可思议”的情景发生。“在很多IT外包公司里，因为要考虑资本的问题，很难长时间供养这么多的IT工程师。所以，有时候当接到了客户的需求确认时，他们就临时去筹集一个团队。”

而发生在武汉兴源广成科技公司总经理李铁军身上的情况，则更令人惋惜。面对IBM发来11个月薪过万元的职位需求，李铁军就是找不到符合要求的人，只能眼看着国际订单飞走。最多的一个月里，李铁军无奈“放弃”了30多封订单，100多个职位。

前不久，北京软件促进中心对IT外包服务企业做了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对于外包企业的主要制约因素，90%的企业选择了人力资源能力。由此可见，人才问题是当前外包企业生存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整体层面上的人才缺乏只是其一，中高端人才的缺乏才是重中之中。调研显示，项目经理、流程经理、市场开拓人才、系统架构分析师和程序开发人员是目前外包企业缺乏的主要人才。

其中，选择急需项目经理的企业占71%，急需市场开发人员和流程经理的企业各占52%，选择系统架构师的占48%，选择程序开发人员的达29%。可以说，对于中高端外包人才的需求，企业可谓处于十足的“饥渴”状态。

守住“香饽饽”

应有的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现有的人才就成为市场中的“香饽饽”。在“香饽饽”的背后，上演的则是类似“上海蓝盟”的人才抢夺局面。这也体现了大家熟知的一句话：IT人才的流动率很高，IT外包人才的流动率更高。

因为，人才外包实际上涉及到了两个合作公司和外包人员三方利益平衡的问题，由于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平衡三方利益主要是靠两个合同的保障：外包公司和外包人才的合同，外包公司和目标合作公司的合同。然而，合同往往是不能详尽的，在实际的操作中，细致的问题实在太多。

“我曾经研究过外包合同，很有意思，假设某外包公司和某个员工签定了劳动合同，然后把这个员工外派出去，这就牵扯到工伤、生病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在上班过程中，这个员工受了工伤，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他肯定得去找外包公司；而如果包入人才的公司提供的劳动条件不安全，导致了员工工伤，但这个劳动条件却不是外包公司所能控制的。”一位外包行业的资深人士分析道。

“而且，如果外派员工与客户建立起了稳定关系，外包企业就有可能被甩开；而如果客户对外派员工不满意，公司则必须另找他人维持项目。某种程度上说，外包竞争比拼的就是人才的维护。”

事实上，IT外包人才的“流失”不仅发生在外包企业与客户之间，在各个相互竞争的外包企业之间，人才的争夺依然激烈。

去年12月，IT外包国际巨头EDS落户武汉，建立了其在全球的第四个服务中心，并计划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外包人才队伍。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国内现有的外包人才会不会被“吸纳”过去，这在很多国内外包企业眼里，早已犯起了嘀咕。

柯莱特就是如此。作为一家在本土市场上摸爬滚打了14年的外包企业，早已开始针对性地做足了防范。他们不仅给予业务骨干可供期待的期权，还充分对员工进行情感投资。这无疑是一个聪明之举。

因为，对于外包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而言，良好的薪酬待遇并不是让他们留住的惟一理由，行业里有名气的“大拿”谁都想挖，自然也会不惜代价。如此前提下，感情就成为一个难以评估起重量的砝码。

外包人才哪里来？

目前，我国对于培养软件外包人才的渠道，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类软件学院和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学历教育渠道。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已经掌握了软件外包行业需要的软件基础知识和英文读写能力。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外包项目的工作经验，缺乏大型项目的交流和团队合作的锻炼。

第二，各种自发的社会办学的培训和认证机构。他们以就业或取得技能证书为目的，注重课程学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是不少机构由于缺乏良好的师资、而且过分重视培训的盈利目的，学员的入学基础参差不齐，缺乏严格的考核评定，使得学员的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软件外包企业与培训机构的定制和联合培养。这种培训模式更有针对性，与外包项目的实际结合得更紧，而且培训后的学员需要经过外包企业的考核才能正式进入企业。但是，由于软件外包企业与培训机构往往只是松散的合作关系，企业对培训过程的监督和跟踪不足，使得课程内容、进度和学习要求与实际要求脱节。

第四，软件外包企业内部培养。最大的好处是参与培训的员工熟悉企业的外包工作方式，在具有丰富外包项目经验的培训人员的授课下，通过参与实际的外包项目，获得最直接的项目工作技能，学习工作流程和交流方式。但是，企业内部培训成本过高，培训后的员工离职带来的培训损失，成为软件外包企业内部培训的制约因素。

缺失的文化

石菲

外包需要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固关系，考验的是我们的商业逻辑和商业文化中是否缺乏这种信任感。

送支笔，请杯茶，这些在国内企业看来在商务活动中再正常不过的礼仪，在沃尔玛供应商说明会上居然被列为“行贿”。

据说跨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对供应商的考核非常苛刻，除了产品本身的质量价格等因素，工厂是否用童工、能否按时发放薪水等看似不相干的问题，都被沃尔玛一一盯牢。人们发现，国内供应商习惯于拉关系，其实国际大采购商根本不看重这些。

诚信危机

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曾说：“民无信不立。”韩非子也说：“巧诈不如拙诚。”其实，无论是个人或是公司甚至是政府，都不能不讲诚信，都离不开诚信。许多老字号或是相当有实力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为求一时之利，不守诚信，最后落得个破产倒闭的下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就是对诚信重要性的佐证。

2007年日本社会出现严重诚信危机，政坛丑闻不断，食品造假频频见诸报端，“伪”字被评为最能反映日本世态的年度之字。进入2008年，造假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日本各大造纸企业被指虚标废纸使用率，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与过去的食品造假等事件不同，日本造纸业的“造假”并不是“以次充好”，反而是把质量更高的产品“伪装”成质量低但更环保的产品。这一切源于日本有一部规定政府部门有采购环保产品义务的《“绿色产品”采购法》。

据报道，日本制纸集团提供的“政府采购”产品中，标明100%使用废纸的复印纸实际上废纸使用率仅为59%，标明废纸使用率达80%的笔记本用纸实际上废纸使用率仅为35%。该集团每月生产的约3.1万吨再生纸中，存在虚标问题的占61%。

据日本媒体报道，富士施乐、佳能等办公设备厂家已经停止从日本制纸集团采购再生纸，理光公司正调整与此次受波及的6家造纸企业之间的打印机用再生纸交易，印刷、出版、文具等各行业企业纷纷要求造纸企业提供有关废纸使用率的详细说明、报告以及证明文件，各级政府也开始重新考虑如何从造纸企业采购再生纸。

“以好充次”也没能抵御不诚信的危害，而目前我国的商业环境则也很严峻。

“做一个商人难，做一个诚信的商人更难。有时候，我一直以诚信和负责来要求我自己，可是，却发现，这样的话，受伤的总是我。” 这是一位贸易商的心声，“有时候，给外国客户做的货出现了问题，需要赔偿或者进行补货，我往往会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我只是一个贸易商，我必须要找到工厂。因为具体的错误和责任都在他们那边，即使是双方共同分担责任也是可以接受的，可这个时候，那些工厂或者是百般逃避责任、推卸责任，或者根本都没有任何承担责任的意思。”

由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些就是当前我们的商业环境，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尔虞我诈，互相设防，每一个人都很累。

对于软件外包行业来说，诚信尤其重要。外包应该建立一种共赢的关系，要互相信任，互相有贡献。

在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商务环境，商业精神中的基本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谈判桌上都可以用拉关系，哥们意气来代替合同的约束。就像整个中国信用卡发卡量已经不少，但还没有一个好的用卡环境。不少商家在客户刷卡消费时不会认真核对客户签名，所以很多信用卡用户不得不选择了密码而不是签名刷卡。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各种不规范，源于法制不全。其实，法制不全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法制的建立必须要以诚信为基础，有法不执、有法不依、法制便形同虚设。诚信是“守法”的道德前提，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必须得到包括诚信在内的全社会的道德支持。

目前，我们的商业环境还没有建立完善。如果在比较成熟的商业环境里，准备跳槽的员工可能会把手头的项目做完，否则会影响到他本人的信誉和以后的职业生涯。在中国，一纸合同的约束力并不那么大，因为准备挖人的公司一般会替跳槽的员工付赔偿金。

不只是诚信

一位发包商在3年前曾经说过希望政府帮助建立一个稳定的商业环境。有些地方政府在几年前只为了把企业吸引到软件园去，承诺了很多东西。进来以后服务跟不上，甚至优惠政策都有所变化。所幸，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都已经趋于稳定。

几年前都在宣传外包是打下手，自主知识产权才是为国家、民族争光。有的地方政府，一方面在招商引资，吸引外资进驻。同时大力宣传自有知识产权，使一些企业产生了投机心理，一方面打着自主知识产权得到政府资助，一方面做软件外包赚钱。

在希望政府资助的时候，不断强调自己是自主知识产权。发包商在面对这样的软件公司往往会认为它是自己的竞争对手，不敢把项目给它，对外包的发展不利。

“我们和国外的用户签约可能是5年、7年、10年，而国内的客户不愿意签这么长时间的单子，有些连1、2年的合约都觉得时间长。一方面，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IT业务很重要，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外包商的不信任。我们在上海张江建立外包中心，就是想让客户看到我们也是有投入的。” Unisys全球外包及技术服务中国区业务总监刘英杰说。

2006年，Unisys公司在上海成立了全球外包服务和技术中心，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市场的运营。该中心主要负责提供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技术支持中心和技术支持维护服务，这个中心的成立印证了Unisys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承诺。

外包所需要的商业环境中，诚信是最关键的一环

一个成熟的商业环境，不能只剩下金钱

外包体现帕累托改进

徐立洋

在新上任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所著的《外包与不确定环境的最优资本投资》中提到，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时，分别考虑存在与不存在外包可能性的两种情况下的最优资本投资模型，可以发现，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外包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那么什么是帕累托改进呢？

当一个美元从很富有的人那里拿到很穷的人那里时，对于倡导公平的人来说会毫不迟疑地投下赞成票；设想财富再分配的木桶上有一条漏缝，实际上富人的所交税金只有一部分（可能是一半）交到了穷人手里，人们平等地进行财富再分配缴纳的高昂学费却是损失了经济效率。这是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演讲稿中陈述的著名“漏桶实验”。

还有一个极端，把富人家的冰激凌搬到穷人家，“交易成本”除了运费之外，还有相当厚度的冰激凌在路上消融掉。

现代混合经济中政府行使的经济职能之一就是防止出现帕累托最劣—因此行使它的另一职能就是矫正市场；出现帕累托最劣之后，它必须料理后事，强行将财富公平地再分配一次，手段也只是制造漏缝和搬冰激凌。

一句话表明，帕累托最劣是损人利已。寻找它不是为了暴富，找到了才会防微杜渐。

帕累托最劣是帕累托最优的反面。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善，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以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1.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2.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3.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严格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不存在进入壁垒，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在长期均衡中，市场是出清和充分有效率的；企业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充分，因而有一个完全确定的对未来的预期。

这样，企业被抽象成了一个“黑箱”，是一个将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一定的产出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专业化生产组织，企业成长的动力和原因就在于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追求。企业的成长取决于外生变量，即给定的技术、成本结构和市场条件。企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市场价格）的状态下运行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效果。

显然，新古典企业理论抓住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企业具有生产功能，但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

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型中，信息总是被假定为是完备的，因而竞争也是完全的，但在现实中，市场各方并非处于一种完全信息状态中，很多时候因为有效信息的缺乏，导致垄断产生。信息革命特别是网络的出现虽然不会保证现实中的市场与完全竞争模型完全吻合，但它毕竟使得信息的交流更加充分，从而使竞争将更加激烈。

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趋向模糊化、动态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企业在内部获取、培育和利用战略性资源与核心能力的同时，要广泛建立战略联盟、知识联盟、动态联盟，把外部可利用资源内部化，同时，在企业价值链的“归核”与“外包”的权衡中构建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不断的强化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优势环节，逐步放弃非关键环节，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这就产生了业务外包(Out Sourcing)和战略兼并。

业务外包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战略兼并使企业间同质业务横向联合，它们的出现使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变得支离破碎。此时既可以说企业变得更加庞大，也可以说企业变得更加微小。而信息技术则解决了业务外包和战略兼并过程中的信息流通障碍，降低了企业监控和评判的成本，因而加速了企业变革，同时市场规模更加庞大，整个社会看起来更像一个超大型企业，这样一来，交易成本真正“内化”并得到节约。

简单的企业黑箱模型

帕累托其人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是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人物。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 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80/20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