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软件实际上指的是一种自由，而不是价格。为了理解这个概念，你应该想想自由言论，而不是免费啤酒。—Richard Stallman
说起微软、比尔·盖茨、windows操作系统，恐怕是妇孺皆知。然而提起GNU、FSF、自由软件运动的领袖，恐怕并不是有很多人知道。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Richard Matthew Stallman），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GNU计划以及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立者、著名黑客。
痛苦的抉择
斯托曼195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1971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同年受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oratory），成为一名职业黑客。在AI实验室工作期间，斯托曼开发了多种影响深远的软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Emacs。
然而痛苦的抉择也就是发生在1971年，当时有一个软件共享社区，他们为当时的AI实验室的计算机编写了一个分时操作系统，并不断地对其进行修改。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乐意把源程序给他。或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就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读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社区中的这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黑客。
当时来说，所有软件都是共享的，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当然，这种共享，只是在这个特定的社区中，那时全世界没有多少人掌握计算机技术。
20世纪70年代末，软件步入了版权时代。随着现代商业软件的发展，对利润的疯狂追逐不但割裂了传统，极大地偏离了计算机的基本精神。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有才能的MIT程序员相继离开了校园投入市场的怀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许多黑客，大伤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元气。斯托曼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斯托曼说:“那时，AI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随着社区的终结，我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抉择。最简单的就是投身于专有软件世界之中，签署不公开协议，并承诺不帮助同行、同事。而且自己也很可能编写软件，并在不公开协议的前提下发布软件，去同流合污，迫使更多的人背叛自己的原则。显然，走这条路，可以挣大钱。但我知道，等到自己职业生涯终结时，我再回首这些年为分离人类而砌造的‘墙壁’。我会感受到，我将自己的一生都用在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
而他的另一个选择就是从此离开计算机领域。“这样我的技能不会被滥用，但也将被浪费，我不会因为分化和限制计算机用户而感到有罪，但这些事情会继续发生……因此，我开始寻找一条出路，使程序员可以做真正的好事。我问自己，我能写什么软件，我能否让社区重焕生机。”
GNU
革命开始时，斯托曼在思考，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操作系统。没有操作系统，计算机都无法运行。有了自由操作系统，他们就能再次组建一个相互合作的黑客社区。
作为一名系统开发者，无疑，斯托曼是可以胜任这项高尚的工作的。“虽然我没有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但我意识到自己就是命定做这项工作的。”斯托曼选择做一个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这样容易被移植，而且Unix用户可以方便地转移过来。这个系统的名字就叫GNU，这个名字的确定就是遵循黑客传统，是一个递归的缩略词:“GNU IS NOT UNIX。”
但一个操作系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内核（管理磁盘，内存分配等），而且仅能运行其他程序也是不够的。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还需要有指令处理器、汇编程序、编译器、解释程序、调试器、文本编辑器、邮件软件等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斯托曼决定尽可能采用已有的自由软件，比如一开始他将Tex作为主要的文本格式标识符，几年后他又用X Windows系统作为GNU的窗口系统。
1984年1月，斯托曼已启动了GNU计划，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他们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因而他辞去了MIT工作。辞职后，他为买不起电脑而发愁时，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
GNU工程启动后，斯托曼听说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询问能否用入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对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GNU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the GNU Compiler Collection)。
1984年9月，斯托曼开始开发字处理器GNU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在Unix系统上进行文本编辑。此时，许多人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
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且失业的斯托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全部程序。当然，所支付的费用是远低于当时的专有软件的价格的，并且用户可以得到软件的源代码。这样，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NU系统都是如此。
“Copyleft”原则及FSF
由于GNU是公开源代码的，为了防止不肖厂商利用自由软件，使其专有化。斯托曼别出心裁，创造了Copyleft的授权办法，让所有的GNU程序遵循一种“Copyleft”原则，即可以拷贝，可以修改，可以出售，只是有一条:源代码所有的改进和修改必须向每个用户公开，所有用户都可以获得改动后的源码。Copyleft保证了自由软件传播的延续性。
由于Emacs的成功，斯托曼设立了一个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
GNU工程激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黑客，他们编写了大量自由软件。最后，李纳斯·托瓦兹写了一个类似Unix操作系统的内核，称为Linux，把所有GNU软件和硬件连接了起来，但Linux并不能代表整个操作系统，Linux只是个内核，整个系统还包含数以百计的软件工具和实用程序，大多是由GNU黑客们完成。他认为，整个操作系统称为GNU/Linux比较合适。Linux内核为GNU工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斯托曼认为，在自由软件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斯托曼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 “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简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的流行，使新一代黑客们备受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
于是，与斯托曼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这个名字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象两者兼容，但斯托曼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软件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斯托曼布道的“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赚到利润的问题。
现在的斯托曼依旧不修边幅，无所顾忌。但与当年坚定的执着相比，他的精神状态呈现了一种焦虑和紊乱，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施加给他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斯托曼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因为，他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这也是许多思想家、革命家、理想主义者的共同命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