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日期：2003-12-15 总期号：1275 本年期号：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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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看年会
马文方 “你们应该把速录整理发给我们，或者把经济年会演讲的录像刻成光盘送给我们，留作资料。”参加年会的《光明日报》记者会后告诉笔者。 笔者向他解释道，尽管年会组织者进行了全程的录像和速录，但为了保护付费听众的权益，只能作为资料保存，所以很遗憾，真是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按照惯例，谁都愿意为记者的采访提供便利，但这次算是破了例。 无独有偶，12月10日，记者在微软存储产品发布会上遇到了《北京青年报》的同行。笔者当时曾口头邀请她参加年会，但是很不凑巧，她因当日另有采访任务而无法参会。此次相见，她告诉笔者，参加过年会的记者同行告诉她，经济年会内容很精彩。她“抱怨”道，如果告诉她日程和地点就好了…… 笔者有机会参与了本次经济年会的部分宣传工作，也因之从记者“摇身”一变成为工作人员，注意力也从记者本位的对内容全神贯注，转而关注与会的采访记者和听众，也因此有了“换位思考”的机会。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笔者是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大会的精彩。 如果说上面两位记者同行会后口头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和英文报刊《上海日报》的记者的表达方式则颇为独特——“绝食”。听完5日上午的内容已是12点半了，这两位记者即刻赶到大会新闻中心，任凭工作人员怎样劝他们去吃午饭，两人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电脑前写稿。无奈之下，工作人员只好把饭菜打好，端到他们面前，但这二位居然视而不见，继续敲击着键盘。相比之下，《上海日报》的朱申申“定力”更好一些，粒米未进，直到下午4点半将报道发出。 他们用“忍饥挨饿”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上海日报》相继两期分别在头版和二版刊出了朱申申发自年会的深度报道，两篇文章均超过1200字。相形之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则太“冤”了，2000多字的深度报道因为其他突发消息而从头版撤下。 笔者突发奇想，没准这种“饥饿式”的写作方式正是这两位记者写出好报道的“秘诀”呢。几乎大家都有“吃饱了容易犯困”的体验。 “饥饿式写作”只是笔者开的一个玩笑，但笔者还是对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作为同行的笔者深知，只有好文章才能占据报纸的显赫位置；而激起记者的兴奋进而写出漂亮文章的，惟有好的内容。 严格意义上说，本次年会精彩的内容是为听众精心准备的，记者从报道登记表上随手摘了些观众的信息：黑龙江省交通科学研究所所长，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率副总经理和规划发展部部长等3人，江苏省信息产业厅厅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六所所长，海南中北通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航天四创科技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国宇电子科技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甘肃省电子信息工业办公室副总经济师，云南特灵达新时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科技部副总经理，英国驻华大使馆高级贸易投资代表…… 笔者注意到，与会听众在行业和地域上存在很大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他们要么是所在单位的决策层人士，要么是决策咨询人士。 为期两天的经济年会，按上下午分为4个专场，专场中间不设休息时间。5日上午，原定12点结束的会议由于演讲内容丰富而后延了半个多小时，记者看到在3个半小时的演讲中，会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秩序，极少有人出入。或许，精彩的内容真能“阻断”人们新陈代谢信号向神经中枢的传递。 初涉会议活动的笔者，似乎悟出了一条粗浅的经验：会议的成功与否，与收费方式有很大关系。向谁收费就要满足谁的需求，听众付费使得付费者的需求与听众的诉求完全重合，从而使得会议组织者得以集中全部精力于内容上。当然指望从听众收费中赚个钵满盆盈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去冲抵会议的各种开销，但年会主办者最大的回报则来自品牌的提升。 写到这儿，一个似曾识的名字又出现在笔者的脑中——“饥饿式办会”，这一回，笔者是当真的。  福布斯中国首席代表范鲁贤在年会上。与他一道采访的还有其他7家海外媒体，以及凤凰卫视和澳门卫视。  《上海日报》记者朱申申在年会新闻中心写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刚走出会场，就遭遇记者“围追堵截”式的采访。这是风行于年会的主流采访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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