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日期：2005-03-28 总期号：1398 本年期号：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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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解“三农”结？
文 郭莹 汪蔚 凌曼文 高雪娟 邱燕娜 刘磊 张军华，男，28岁，四川籍，家庭成员共计6人，分田9亩。如果在家伺候农田，一年总收入11000元左右；如果出门打工，一年总收入17000元左右，一家温饱解决还略有节余。摆在张军华面前的路是不是只有进城打工，养家糊口一条？不离乡不离土，在家就能致富，难道就是天方夜谈谭？ 农业、农村、农民，统称“三农”问题。13亿人口，9亿农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重中之重问题。2004和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关注“三农”。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目前正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有利条件很多，困难问题不少。那么，解决“三农”问题，是不是只有取消农业税、增加资金投入那么简单？解开“三农”问题这个结，到底是谁的义务和责任，到底谁能献计献策解开？信息化在这些计策中，又提供了哪些解法？ 医疗解法：合作医疗 全国人大代表顾久展示了一张在贵州农村拍摄的照片，画面上，一个消瘦的老人坐在陈旧的医药柜前，神情萧瑟。“在中国，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只享受了20％的卫生资源。”顾久说。 有人打过这样的比方：中国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包括县、乡、村三级，县是龙头，乡是枢纽，村是网底。而这个网络的现状则是，龙头像钢丝，力量较强；枢纽像尼龙绳，能够承担一定的工作；网底却像草绳，不能负重。虽然有的地方已将乡(镇)卫生院的人员工资、业务经费划到县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但历史欠账仍使他们不堪重负，许多卫生院实际上已经破产。村卫生所的情况更糟，要么承包给了个人，要么名存实亡。换句话说，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网底”破了。 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了排名。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名188位，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由于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各种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使卫生状况显著改善、居民期望寿命显著增加，而被世界银行誉为成功的“卫生革命”。为何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农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我们不禁要想知道，中国的农村医疗到底怎么了？ 农村基本医疗保障恶化的症结何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城乡差距是症结的关键。按照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是3倍，巨大的收入差距已经使得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 面对这样的城乡差距，医疗市场却是统一的，医药和医疗的价格是依据城市的标准制定的。甚至诸如什么是疾病、什么样的疾病是可以治疗或不能治疗的等问题，也是由这个以城市为标准的医疗系统界定出来的。绝大多数农民享受不到医疗社会保障且缺少最基本的医疗条件。与此同时，大量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里。在1999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第一次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即占GDP的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每年在医疗卫生上的总花费大约是5000亿元，平均每人约400元。但稍微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这5000亿元中，大部分是属于国家财政投入到城市或由城市居民自己支付的。因此，如果单算城市部分，城市居民的人均卫生医疗费用大大超过400元，而农村居民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这种医疗资源的配置不仅直接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且由于医疗市场中价格的拉高而进一步恶化了贫困群体的就医条件。更重要的是，城乡差距与统一医疗市场的并存，不仅使得农民看不起病，而且也使得在农村建立医疗社会保障的措施失去可能。 政府没有遗忘农村医疗这个心头之痛。2002年10月29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从2003年到2010年中央及省、市、县级人民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要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 在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把农村作为公共卫生体系今后建设的重点，逐步改变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而在对农村医疗解决方案的探求中，新型农村医疗合作试点工作赢得了多方认可。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集资，大病统筹、小病小额补偿的医疗互助共济保障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是：农民每人每年拿10元，地方财政给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中央财政给每人每年补助10元。来自国家卫生部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3个县（市）开展了试点工作。一个覆盖农村人口达1.07亿、有8040万人参加、参加率达到7.2%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络”已初具规模。 信息化机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除了政府的投入，还要配备一套完善的体系。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要建立的资金运作、财务管理、医药费结报等制度。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通过系统监控，了解指定医院医疗质量及收费情况；可以通过病例分析，了解某种疾病的平均治疗成本，建立单病种费用模型，有利于医疗费用透明化；通过了解住院农民的病情、病例，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建立起完备的数据库，通过分析病人数据了解流行病情况，为开展防疫工作提供重要资料。 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而其中，留给信息技术的空间很大。这是一次医疗信息化不可错失的机遇。 政策提示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意见》提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 教育解法：远程教育 关于农村教育，还是先从徐本禹说起。 2002年的一天，还在华中农业大学读大三的徐本禹偶然看到这样一篇报道，“阳光洒进山洞，清脆的读书声响起，穿越杂乱的岩石，回荡在贵州大方县猫场镇这个名叫狗吊岩的地方。这里至今水电不通，1997年，这里有了自己的小学——建在山上的岩洞里，五个年级146名学生，三个老师……”那所建在岩洞里的学校和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地留在徐本禹的心里。 一年后，徐本禹在通过研究生考试之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到贵州贫困山区义务支教。迎接他的，是贫瘠的土地和极为不便的交通。很多学生因为交不起每年140元的学杂费而辍学。校舍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两层木楼，上面一层摇摇欲坠。 这，就是和都市相比，犹如处于另一个世界的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现实。 不仅是徐本禹被深深地震撼了，了解了这一事件的人，都被令人心酸的农村教育和徐本禹的奉献深深震撼了。而农村教育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反思：解决农村问题的根子在于教育，在于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但“钱和人”的问题如何解决？ 不久前的两会决定，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 这意味着中国贫困地区592个县约1400万农村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将可以享受国家提供的全免费教育。国家实行免费教育计划是分四步走，中国农村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家庭—中国农村的全部贫困家庭—中国农村—中国城市。中国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努力目前还停留在第一步向第二步过渡的阶段。 全免费背后是像山一样沉重的数字。但是要推行对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家庭全免费义务教育，有两个问题恐怕是要重点关注的。 一是对于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分配体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教授王瑞璞认为，已经脱贫的好多农民，一旦有个孩子考上了中学，特别是上了大学，基本上又重新返贫。他算了一笔账，现在农民一年实际可支配的现金收入大概是2000元，在农村供一个中学生一年大概要800元，两个学生就是1600元，这是多数农民负担不起的。 数据的背后是农村教育财政不合理的责任分配体制。从目前的投入构成来看，县级以下财政“小马拉大车”，负担了最为沉重的教育包袱。在2004年“全国教育厅局长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冯之浚透露，现在农村教育投资中，只有8％由中央财政支出，另外92％则由各级地方财政支出，其中大部分由县级以下财政支出。 农村教育发展不充分与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密切相关。从1985年到2001年，中国实行以乡级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教育经费不足。2001年始，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上升为县级财政，但情况仍没有根本好转。东西部的政府财政实力悬殊。因为没有建立成熟的教育经费补偿机制，地方财政收不到那么多钱，自然会减少开支，所以每次受到冲击的就是农村教育。 一直以来，“政府财力有限拿不出那么多钱”是农村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惯性结论。那么，为农村义务教育免费买单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满生表示，学杂费和教师工资两项合计，他们粗略掌握的数字是600亿元至1000亿元。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认为，按照中国每年2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教育所占比例并不很多。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是5.2%，而当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只占2.3%，直到今天我们的比例还只有3.3%。 不少专家表示，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能，现在应该考虑将义务教育逐步过渡到全部由政府承担了。对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免费，相当于是通过减少农民支出而增加收入。以每年农民可减少100亿元～400亿元教育负担来计算，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到2个百分点，其效果不亚于减免农业税。 给穷困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免费是改变农村教育现状的第一步，但是在免费的情况下如何提供教育？师资问题是紧接着要面对的令人烦恼的问题。 农村培养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绝大多数教育成本由农村承担。而最后学生大学毕业留在城市里工作，由城市来直接享用高等教育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缺少返乡的利益驱动机制，城市又缺少对农村的反哺机制，农村教育竭尽全力倾其所有所做的一切不过“为人作嫁衣裳”，赔了人才又贴钱。 信息化机遇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两会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重大举措，以及对《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为破局农村教育打开了希望的天窗。其中，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计划”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师资严重缺乏、教育质量不高的重要手段，也是和IT紧密相关的一项大计。 从去年开始，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先后启动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示范项目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据了解，试点示范项目中央投入专项资金3.64亿元，为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村中小学建教学光盘播放点3万多个，卫星教学收视点5000多个，计算机教室380间。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中央共投入专项资金10亿元，地方按一定比例配套投入。试点单位包括西部地区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部地区的6个省和东部一个省共20个省级单位。20个省级试点单位将总共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20977个，卫星教学收视点48605个，计算机教室7094间，共涉及116个地808个县。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预计投入达百亿元，要使农村初中基本具备计算机教室，农村小学基本具备数字电视教学收视系统，农村小学教学点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光盘资源，并初步建立远程教育系统运行管理保障机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不仅是一项资金的投入，更是一项智力的投入，它给广袤的农村送来的是踏实的希望！ 政策提示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狠抓科教兴农，把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通过普及教育，努力提高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村学校，是直接关系8亿多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举措。（教育部部长周济） 金融解法：农村信用体系 果农老张正哼着歌，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他手里拿着刚刚从农信社借来的5万元钱，正准备把自己的橙园面积扩大一倍，他美滋滋地想：“到了明年，收入还能再翻一番！”也难怪老张要笑得合不拢嘴，因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广大农村信用社（简称农信社）的改革，他是第一批受益者。 如果问农民最缺的是什么，毫无疑问，答案是钱。贫困地区的农民需要钱维持生活，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需要钱进行新的投入。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农业税收的减免，农民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就要求农村金融部门能及时地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对农民的生产资金在利率上给以适当的优惠，并尽量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户贷款。 然而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情况却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大量的商业银行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只有一个功能不全的信用社；农村每年增加的存款有些是“农转非”，相当一部分都集中用于城市，造成农业融资十分困难；而在利率方面，对农民贷款利率已经上浮了1.5至2倍，如再加上担保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则农民贷款利率则太高了。对于农民来说：贷款得不到优惠，反而比城市的融资成本高得多。 不仅如此，农村信用社由于基础建设跟不上，在提供个人理财等其他金融服务项目的能力上，比城市里的大银行也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成了走得最早，也走得最快的项目。 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刚刚过去的2004年里，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信用社进行的是基础建设，即硬件平台与基础业务平台的建设，而位于较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则是在原有的基础平台之上，扩展服务手段，加深管理控制。这其中，如何使更多像老张这样的农民能够贷上款是最首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农民贷款大多为小额、个人贷款，因此信贷风险管理显得更加重要。利用成熟的信贷管理系统实现全面的贷款流程管理，以保证内部风险控制，成了2004年农信社在管理系统建设上的重点。对于大多数农信社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套具备多种组合的贷款业务种类、有完善业务流程、可进行风险控制、考虑到客户评价以及业绩考核的信贷管理系统，借助IT手段进行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从而规范信贷业务，加强信贷风险控制，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让老百姓借得容易，农信社也能借得放心。 信息化机遇 2004年，大部分农信社的IT产品采购重点依旧在基础平台上，或者对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基础平台进行替换。例如采用符合农村信用社发展要求的核心业务系统来解决支付结算的问题，并实现大会计、综合柜员制和7×24小时服务。通过加入特约电子汇兑系统、省县辖电子联行及人行的现代化支付系统等结算渠道，实现与全国银行业畅通的资金账务往来。 中间业务系统是核心业务系统之外最受欢迎的产品。同时，渠道接入产品也是进行省级集中的试点联社所必备的基础类产品采购内容。 经济较发达地区有些农信社基础建设已经趋于完善，资金状况良好，它们的采购方向更偏重于能够拓展服务手段、加强内部管理、完善风险控制的IT产品，包括电话、手机、网络的渠道服务产品，协助决策的经营分析产品，以及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等产品。 同时，那些拥有成熟的技术服务能力、充分了解农村信用社、能够提供各个环节所需长期的行业咨询与支持的专业伙伴合作，也成为农信社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而以农信社为主要服务对象，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些IT企业的专业方向。 政策提示 在解决“三农”这样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上，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主要是要支持好粮棉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企业和其他粮食企业的合理的信贷资金需求。随着国家进一步明确农业发展银行其他新的业务领域，我们将从解决资金来源到健全内部各项有关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再到严密防范和控制风险各个方面，来履行好国家赋予我们的各项职责，在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中作出我们最大的贡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郑晖） 交通解法：要想富 先修路 拉岜村是贵州瑶山腹地的一个村寨，这里四季气候宜人，家家户户有果园，产蜜柚、蟠桃、枇杷、西瓜，品种多达十几种。以前拉岜村只有一条黄泥路，水果出山都靠人背马驮，一道颠簸到市场时也烂了一半，运输制约使拉岜村守着“金山”深陷贫困。2003年底，拉岜村盼来了世代祈望的公路建设项目，政府补助加上全村老少投工投劳，连接集镇的沙石路通到了家门口。2004年秋冬，拉岜村的水果被远近客商运往贵阳、广西、福建等地，价格、销量都比往年涨了一半，农民喜获大丰收，人均收入超过1200元。“要想富、先修路”，在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贵州山区，这句话深深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 古代的丝绸之路曾带动沿途的商业繁荣。今天，无论是推进长三角、珠三角的协调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解决煤电油运紧张问题，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都是根本和前提。同样，解决“三农”问题，让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带领农民走上富裕路，仍然需要交通先行。有数据表明，如果有较好的农村道路，化肥成本会降低14％，农民收入增加12％，而农业产品产量则上升32％，而且方便的运输条件可以促进农产品精加工。 2003年初，交通部提出“让农民兄弟走上沥青水泥路”的口号。两年时间里，全国建成农村公路35.2万公里，其中沥青路、水泥路19.2万公里，超过建国以后农村建设沥青路、水泥路的总和。2004年，中国新增农村客运班车8500多辆，有286个乡镇、28424个行政村新开通了班车。 不只是拉岜村，广西、云南、吉林的“村村通工程”，都让那里的农民尝到了甜头，许多大加工企业到村里来收购粮食、土特产等，粮食价格普遍比往年高了，农民实现增收。“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说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江苏农村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村级公路建成后，江苏开始发展农业产业化，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使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相对集中、连片发展。“无限风光在险峰”，旅游景区大都在交通十分不便的地方，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好坏直接与旅游业的兴旺息息相关。湖北宜昌市龙泉镇着力构建外通内畅、便捷舒适的现代化旅游交通体系，突出了其旅游支柱地位。龙泉镇的现代化旅游交通体系包括全面改造候车设施、停车场，增加豪华旅游客车数量，与周边城市出租车、长途车的信息共享。交通条件的改善，为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创造了条件，农村经营从传统农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高附加值农业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同时加快了农村旅游等产业的形成。另外，农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安全，生活条件改善了，城乡交流增多了，信息传播加快了，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农村公路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拉动农村经济发展。 开通2.7万公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是今年交通部服务三农的一项新举措。这项政策实施后，全国每年减收的通行费将达数十亿元，可形成贯穿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通道”骨架，为鲜活农产品跨区域长途运输提供快速和便捷的通道，直接降低农民的生产支出，促进农民增收。 信息化机遇 由于我国基础薄弱，目前仍然还有145个乡镇、50124个行政村不通公路。农村公路会继续建设，更进一步地，交通部会将建成后的农村公路与城市公路衔接，并借助一些信息化手段实现“路运一体化”，逐步形成市县联网、县乡连线、乡村连点，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客运网络化及信息的共通。 公路要建设，更需要养护。近几年超限运输已成为公路上的公害，形成了多重隐患，损失惊人。一些营运货主为了追求高额收益，超载多装，铤而走险，事故频出，给农村公路和桥梁造成了极大损害。在人少、线长、路况复杂的农村公路，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制止超载，同时综合交警、技术监督、交通等部门力量，建立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以及危害预警及救助系统，维护安全、顺畅公路交通环境，是交通部下一步的重点。 政策提示 从2006年起，交通部门将组织实施农村公路建设“五年千亿元规划”，即：“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投入1000亿元，继续实施农村公路“通达工程”和“通畅工程”建设。力争到2010年，东部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中部地区80％以上行政村通沥青(水泥)路，西部90％以上乡镇通沥青(水泥)路，力争全国通公路行政村班车通达率达到95％以上，乡镇渡口建设也将会被纳入农村公路建设总体规划。另外，《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年将在全国启动，使农村公路养护工作走向正常化和规范化。（交通部部长张春贤） 电信解法：村村通 张大婶来到北京和儿子住了两个月之后，就再也不愿意回广西老家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老家村子里几十户人家总共只有一部电话，在村长家。每次儿子来电话，都要在村子的大喇叭里喊。儿子电话如果打得多，总是麻烦乡亲们，怪不好意思的；儿子电话要是打得少了，心里怪惦记的，也难受。 不过，让张大婶更担心的，是这电话还时不时地出毛病。前一阵子电话线被暴发的山洪冲断了，电话足足一个月打不通。恰巧村里的李大爷老毛病又犯了，病人不能挪动，可是电话又打不通，叫不来卫生员，眼睁睁看着李大爷受折磨。张大婶可不愿意受那份罪，直直来了北京，要投靠儿子。 张大婶的感受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农民的心声。国际电联公布的2003年权威数据显示，中国一些大城市固定电话普及率已经高出全球固定电话普及率近10个百分点，而农村固定电话的普及率只有11%左右，是城市水平的1/3。有数据显示，到2003年9月，我国已通固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为87．9%，超过12%的行政村还不具备最基本的通话能力。与中国的地理风貌相反，在电信发展水平上是东高西低。无论是固定电话还是移动电话，西部地区的普及率不及东部地区的50%。 农村通信发展困难重重，主要原因一是农村地区的通信消费不旺限制了农村通信发展，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还不习惯通过电话进行沟通。二是从消费能力来看，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较低，决定了农民的消费能力偏低。农村电话用户多是接电话而不向外打电话，这就造成农话的消费较低，阻碍了农话建设资金的快速回收和农话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农话亏损严重影响农村通信的持续发展。农话亏损额居高不下，仅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和山东五省市，2000年亏损为14.7 亿，2001年为18.4亿元，2002年亏损更加严重。 不过，当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时会发现：长期的二元城乡经济结构可能是造成电信城乡差距的深层原因。但是，电信网络的特性决定了其越是标准化服务大众的市场，效能越高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电信市场的启动和发展是必然的。尤其是当电信业在城镇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较高水平之后，目前城镇电信市场中APUR值已经趋于常量，甚至有单位话务量下降的趋势，通电话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但在不发达地区，通电话的边际效应却远远高于城镇。通电话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消除贫困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消除电信业城乡差距与消除贫富差距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在商品化水平一直比较低的农村市场，由于城镇化水平不高，用户信息意识不强，导致农村电信市场的需求量不高，在电信改革后，市场化运作的电信企业不得不掂量自己进军农村市场的利弊得失，甚至是在长期战略选择和短期盈利要求之间做着痛苦的两难选择。 这几乎造成了农村电信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决定电信消费需求的最直接动因是对信息交流的需求，此外也取决于当地人们的收入水平，社会化分工程度以及商品化程度，消费观念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社会对信息和通信的需求越大，通信市场也就越大，但是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相对滞后，导致农村通信的资费水平与农民收入比值一直高于城市通信市场，相对农民收入较高的电信资费又抑制了农民的电信消费。农村市场消费不足又进一步挫伤了电信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整个农村电信市场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踯躅前行。 信息化机遇 目前，中国电信市场正在进行着一轮“村村通”的工程，按照计划，在2010年间，中国所有的行政村都通上电话。到2020年，每个家庭都通上电话。但仅仅村村通是远不够的。要把电信的普遍服务上升为信息普遍受益才应该是在农村发展电信产业的一个指导思路，尤其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应该把通信和信息化结合起来，包括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电信能帮助西部或是贫困地区进入到全网中来，不仅能帮助当地社会的发展，也能促进整个网络发挥更大的使用价值。有人将此总结为农话的二次开发，也就是从信息服务着手，提高农话的单机产出率。同时，与广电部门联合发展农村有线电视、视频点播等业务也是一种思路。 政策提示 发展农村通信不仅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创收的能力，而且农民增加收入后又可以反哺农村消费市场，培育农村市场这块蛋糕。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收入的提高，所带来的市场契机和消费能力确实不可低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企业解法：反哺农业 2005年2月3日，离农历年还有一周时间，正是城市各个家庭购买年货的高峰，成都市各个超市、农贸市场的肉类销售量持续走高，很多成都市民都发现，新津县伍田公司生产出来的肉质量和数量都有保障。伍田公司借机大赚了一把。这种销售旺季直接带给伍田公司的当然是营业额和利润的大幅度增加。其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伍田公司只是一个肉类加工企业，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广大的农户。营业额的提升，必然给农户带来收入的增加。正是这种正向的互动，使得伍田这个企业带动了相关农民和农村的增长，给企业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榜样。 企业帮助解决“三农”问题，可以从“公司＋农户”经营方式下手。伍田公司为农户提供采购、养殖技术、防疫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指导，帮助农户扩大了养殖规模，直接帮助农民增收。 谈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很多人想到的是工厂一线工人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说，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制造业大国，与充足、廉价的劳动力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和农村一直在为工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工业是在农民的“哺育”下发展的。 当“三农”问题摆在桌面上时，我们曾经受益于农业的工业，应该怎样反哺农业呢？简单的农村劳动力工资，就真正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吗？从乡镇成长起来的企业，应该有怎样的义务给农村经济带来实质性的飞跃呢？ 一个调查数据是这样写的，河南双汇集团、莲花味精，科迪集团等8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年销售收入累计220亿元，其中利税22亿元，就业总人数10万人，其中吸收农村劳动力46800人。另外，这8家企业带动上下游农村劳动力就业100万人，是企业职工的10倍。这就是企业反哺农业的力量。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丁力认为，企业如果要想真正关注“三农”，必须突出地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产业化运作、强调科技支撑、文化宣传、组织协调。通过产业运作来解决集中的问题、规模的问题等；通过科技来使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使广大消费者认同；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宣传，来使广大的消费者熟悉；和当地的政府携起手来，提出类似于“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政府”的模式，来解决产业发展基地的问题和农户参与问题。 信息化机遇 企业要想帮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特色产业的发展解决特色市场、特色基地、特色科技、特色氛围、特色人才等众多特色问题。因为，没有差异化，竞争只能更激烈，有了个性化的产品，有了自己的品牌，才能在众多看似相同或相近的产品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促进销售，将产品转化为利润，真正使农村收入提高。 既然要想个性化生产，就得有全套的信息检测体系，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种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来瞄准全国、全世界的各个消费者，分析他们的爱好和口味，来进行运作。 在伍田的例子中，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着农户的不断增长以及农户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现场管理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整个产业发展的需要。2000年，伍田逐步把信息技术引入到养殖业的产业化过程，逐步建立了伍田内部的信息化系统和新天津家禽联合社电子商务网站，实现了网上销售、下单、对账及库存信息动态更新，形成了市场渠道服务；同时，通过在线交流和热线服务电话等多种传媒，为农户查询价格信息、需求信息和养殖技术，为农户的增产增收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信息化的商机。 政策提示 企业参与、进入农业领域，特别是到贫困地区兴办龙头企业，发展产业化经营，是个事业，应当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 记者手记 是干实事还是喊口号？ “三农”问题提出以后，各行各业都积极响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解决“三农”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好事，起码很多行业都在回应政府，都拿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各个部委都出了很多“行动纲领”并大肆宣扬，很多企业也都有了“助农计划”。 这里需要问一句，这些回应，仅仅是口号，还是已经有落实方案？是只有了落实方案，还是已经开始落实？是只落实，还是有监督、有核查，敢于给全国人民的交代？ 其实，很多机构需要首先审定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否合乎实际，是不是有好大喜功的嫌疑。以取消农业税为例，国家仍然要慎重地、分片地、分阶段地取消农业税，而没有一刀切，可见一项政策的推行是长时间、分步骤的过程。然而有些机构的助农计划不太符合实际，总喜欢玩一些文字游戏，总希望先在数字上放“卫星”。 这里，并不是要打击那些有实力也愿意助农的机构，只是要提个醒，农业很大，助农任务很严峻，要按步骤来，可别拖跨了自己。 口号和目标实际之后，就要有具体的落实方法。只一味地下文件、批资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起码信息化也是不错的落实方法之一。以教育为例，希望学校、校舍搭建这些固然是先决条件，但教师问题的解决、教育信息资源的共享，也是重点。如果只是以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为衡量标准，“三农”问题也会面临“烂尾楼”的危险。 落实的情况，自然要有监督。监督要想真正有效果，必须有一套监督的体系和监督的办法，最好还引入第三方监督。按照当时既定的目标，实行监督体系，保证政策落实到位。 最难做的事情是监督的极致——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如果老百姓都说你的政策好，目标明确，落实到位，那惠及民众的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造福百姓，造福万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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