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日期：1997-10-27 总期号：681 本年期号：41 |
|
 |
50°40′惠普起步
戴维·帕卡德 斯坦福·特曼和比尔 1930年我向斯坦福大学提出入学申请。父亲本想让我子承父业，从事律师工作。但我有我的打算。我早在小学时就立志要当一个工程师。我对无线电和电机装置感觉趣，后来又把我的兴趣集中到电机工程学方面。 在斯坦福，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帮助我确实了我今后的道路。这所大学有一个业余爱好者无线电台。它离一位新的年轻教授弗雷德·特曼的实验室不远。当时，我对他不大了解，甚至也不知道他父亲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教育学家和名闻遐迩的斯坦福—比尔特智力测验的发明人。我偶尔去无线电台呆一会儿，特曼教授时常到那里跟我聊聊。1933年春季的一天，他终于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建议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他的无线电台工程学课程。从此，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最终导致惠普公司的建立。 我是第一个被特曼教授邀请攻读他的毕业课程的大学生，为此感到很荣幸。正是在这位传奇般的教师的课堂上，真正激发了我对电子学的兴趣。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后来成为特曼的著名教科书《无线电工程学》的基础，这是当时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课本。特曼教授有一种独特的本领，能够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说得简明易懂。他的教科书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部书成为这方面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课本。但那年仍是我相当吃力的一个学年，因为我一方面要对付大学本科生的全部学业，另一方面还要参加足球校队，同时在学生联谊会、后来又在帕洛阿尔托的自助食堂当厨师。 通过这些不同的活动，我交了许多朋友，这其中就有比尔·休利特。 由于共同上特曼的课，休利特、波特、奥利绅和我4个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并非巧合的是，几年以后，我们这批人成为惠普公司的经理班子。波特于1976年逝世。他作为生产经理在公司度过了30个年头。奥利绅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应用科学家之一，他在1981年退休，曾任惠普公司的研究开发主任，现在致力于外星智力研究项目。 比尔·休利特和我都爱好大自然，这在大学低年级时就表现出来。当时我们的一位教授组织了一次对地达山脉的考察旅行，参观了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经营的水力发电厂。比尔和我利用这个机会去钓鱼，玩得好开心呀。有了这个开头，以后我们又多次到山区旅行，包括1934年我们毕业后不久到科罗拉多进行的历时两周的徒步旅行。那次旅行，我们还租了一匹马，租费一天一美元；我们徒步游历了圣胡安山脉。毫无疑问，对大自然的共同爱好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有助于我们互课理解，彼此尊重。这是我们在事业上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持续了半个世纪。 弗雷德·特曼对无线电工程的浓厚兴趣促使他认识了几乎所有在这个行业进行开拓工作的人，其中许多人居住在帕洛阿尔托地区。 在20年代初期，加利福尼亚湾地区的许多公司迁移到芝加哥。芝加哥成了无线电工业的中心。1932的，联邦电报公司向东迁移到新泽西。但许多人不想迁移。他们宁愿呆在原地，创办自己的技术公司。在30年代，特曼的毕业课程———无线电工程学包括了参观这样一些公司。 我记得特曼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到了吧，大多数成功的无线电公司是由受教育不多的人建立起来的。”他又说，这对那些在这方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的人来说，成就事业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些话使我们深思。大学最后一年，在特曼的鼓励下，比尔·休利埃、埃德·波特、巴尼·奥利弗和我拟订了一个毕业后自己创业的试验性计划。但我们的计划搁浅了，因为1934年春季，我得到了通用电气公司（ge）为我提供的一份工作。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工作很难找。特曼鼓励我接受ge的工作。他说，我在那里会学到很多东西，对我们日后自己创业是有用处的。他还认为，比尔会从研究生课程中得到好处。于是，我们大家商定推迟我们的创业计划，不过仍然决心最终还是要创办我们谈到的那个公司。 壮志并非一蹴而就 1937年8月23日，我们开了个标题为“创业计划”的初步组织规划和初步工作纲要会议。我们讨论的产品设想包括高频接收机和医疗设备。会上还指出，“我们要做出一切努力，赶上新出现的电视机技术，”我们给我们的新公司起了个名字，叫“工程服务公司”。 在那些岁月里，弗雷德·特曼一直在考虑比尔和我如何开展工作。1938年夏，他为我争取到了一个斯坦福研究生名额，每年有500美元奖学金。更重要的是，这使我可以同休利特重新聚会在一起。研究生工作向我提出了有趣的技术挑战。我是同斯坦福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拉斯·瓦里安一道工作，共同致力于他的一个设想。我的任务是改造真空管，使之能够适应较高的频率。这是一项更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将使拉斯和他的弟弟西格名扬四海：这就是速调管，雷达和粒子加速器都少不了它。 对于读研，ge的老板对我表示支持，给了我不带薪的假期。8月份，我开车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折叠加座上放了一台旧的西尔斯一罗巴克钻床。这就是惠普公司第一台设备。 差不多1年以后，我才从ge正式辞职。在1939年6月我向邮筒投入了辞职信。这封发出后，就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但我对未来的前途是满怀希望，充满激情的。 特曼安排我在雷德伍城利顿工程实验室做瓦里安研究项目的实验工作。他还设法使我在ge的工作列入我的学分，这样我只须在斯坦福呆1年，就可以得到它的电机工程师学位。 最重要的是，休利特也回到城里。在此期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毕业时，芝加哥的詹森·斯皮克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特曼也来要他，让他跟旧金山的一个医生合作，这个医生想开发一些医疗设备。 比尔和我在一起后，开始把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比尔在帕洛阿尔托的艾迪生大街找到一幢两层楼房。比尔当时还是单身汉，住在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那里还有一间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它便成为我们的车间。（1989年，加利福尼亚州把艾迪生大街的这个汽车房确定为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文物和“硅谷诞生地”。） 从1938年秋季开始，我的日程安排是：大多数上午去斯坦福大学上课，下午同比尔一起工作并找时间学习，晚上去利顿实验室工作。查利·利顿不喜欢在白天工作，而是从晚上干到次日凌晨两三点，这对我倒有好处。否则，我便无法既工作、学习，又有时间过家庭生活了。 由于我已有在ge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查利的帮助，我完全能够制造出真空管样品来检验拉斯·瓦里安的理论。我同查利之间发展成了长期持久的友谊关系。 1938年秋季，我们还没有决定我们的公司究竟研制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做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活儿。t．i．莫斯利是当地的企业家，兼任他自己的达尔莫———维克托公司的总裁。在我们的创业的初期，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产品设想。有一次，他决定生产玻璃钟琴。 莫斯利知道比尔研制出一种音频振荡器。他要求我们为他的钟琴生产一种使用这种音频振荡器的调谐器。但这种振荡器不够准确，无法适应这个要求。莫斯利的钟琴，结果如何，我不记得了。 莫斯利还想研制一种利用电脉冲活动肌肉的体育锻炼器。他的妻子乐于此合作。有一个星期日，我们用不同频率的电流来活动她腿部的肌肉。莫斯利的所有这些项目都没有投入生产，不过，这倒为比尔和我提供了取得收入的机会。 这些不同工作使我们对自己的特长和技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表明了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即我们的能力是互相补充的，这对我们的伙伴关系大有好处。比尔擅长于电路技术，而我则精于生产工艺，并有较多的经验。两人能力的结合对设计和生产电子产品特别有用。 我们通过设计各种装置，挣了点钱，于是心里慢慢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试制的装置中总会有一种可以成为站得住脚的产品吧。我们的成果就虽然不大，毕竟有了进展，于是比尔和我在1939年初签订了一项合伙协议。我不记得这项协议的具体条款了，反正是非常不正规的。比尔预付了一些钱，以便购买一些部件和工具。我则贡献出我从斯克内克塔迪带来的设备。我们通过掷硬币来决定在公司的名称中把谁的名字摆在前头。不用说，比尔赢了。 迪斯尼与音频振荡器之缘 我们在汽车房创业后的那一年晚些时候，特曼安排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负责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副总裁哈罗德·巴特纳审视了比尔的振荡器。他看后十分感兴趣，向我们提供了500美元，去取得外国的专利权，并协助我们弄到了美国的专利权。 11月份，我们生产出了音频振荡器的样品。比尔把它拿到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会议上。大家的反应很好，所以我们决定投产。到圣诞节时，我们已制造出第一台产品。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把它放在壁炉架上，给它照了像，编了一本两页的推销小册子，按照特曼提供的名单，把这些小册子送给大约25家可能的客户。 我们把这个第一件产品叫作200a型。我们估计可能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推销出去，并担心，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实际研制、设计和生产成品的话，他们会被吓跑的。在确定价格方面更显得幼稚可笑了：我们确定为50．40美元，我们并没有进行成本核算，而只是想以廉价取胜，它还使我们想起“50°40′，否则就战斗”（1844年在确定美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美国北部边界的运动中使用的口号。）我们很快发现，按照那个价格，根本无法进行生产，幸运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通用无线电公司的振荡器的价格是400美元。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对寄出去的第一批邮件，并不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1月份的头两三个星期竟回来了几个订单……有的订单还附有支票。 查利·利顿大力相助，使我们得以开始生产。他让我们利用他的车间，否则，在我们的汽车房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生产的。我利用查利的铸造车间，做出了模型，利顿还有一台镌刻机，我们可以利用它把饭店的名字镌刻在调节器上。 比尔·休利特于1938年11月把音频振荡器的原型拿到在波特兰举行的技术会议上。在对它颇感兴趣的人中包括巴德·霍金斯，他是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首席音响工程师。霍金斯当时正为迪斯尼的创新影片《幻想世界》研制一种声带，他原计划从通用无线电公司买一些音频振荡器，单价400美元。当比尔告诉他，我们的振荡器每台还不到100美元时，他决定改买我们的产品。霍金斯让我们对原型作了许多改进，结果成为200b型，他买了八个，每个71．50美元。 多年来，关于我们对迪斯尼的销售，有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同某些说法相反，我们对《幻想世界》的制作并没有作出什么技术上的贡献。我们只是让迪斯尼买了一种优良产品，而价格比我们的竞争对手要低得多。还有各种说法，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卖给迪斯尼一批产品的话，我们可能已经破产。事实上，不管是否卖给迪斯尼这批产品，比尔和我都决心要把我们的公司办下去。 诺曼的提示 还有一位先生，他很早就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他注定要在惠普公司的成功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诺曼·尼利。诺曼是在南加利福尼亚生产厂家的代表，负责无线电、录音机和其他电气设备。他听到休利特搞出一种振荡器，便邀请他在洛杉矶无线电工程师俱乐部讲话。晚会开始时，并不令人鼓舞，俱乐部主席介绍比尔·休利特时，竟把他说成“比尔·帕卡德”。休利特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尼利本人了。 此后不久，诺曼·尼利在爱迪生大街汽车房访问了比尔和我。我们已经同诺曼进行过接触，要他作我们的第一个推销代表。在他访我们期间，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握手敲定。在以后的50年中，我们就是如此同诺曼合作共事的。 在交谈中，诺曼强调说，必须开发多种产品，光靠一种产品是很难使一个公司成功的。比尔和他的同事们1938年春季在斯坦福研制的产品包括一些音频频率测量仪器。除了比尔的振荡器外，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研制一系列音频频率测量仪器。 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的高质量产品，是惠普公司的生命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惠普公司对是否投入任何一次有兴趣的研究的关键是要有所贡献。只有当我们以自己现有的实力为基础，并且认识到我们具有做出贡献的实际能力时，我们的目标才能扩大和多样化。为了做到这一点，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投入最大的力量来开发新产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路来搞出新的、更好的产品。 在惠普公司，像在其他技术公司一样，新思想是不缺乏的。问题是如何选择那些能够满足市场实际需要的新思想。 为了保证认真的贯彻宗旨，新思想必须既是切实可行的（所考虑的装置必须能够适当运转），又是有用的。在这些切实可行的思想中，有较小的一部分是有用的。为了做到有用，一项新的发明创造不仅要能够满足一种需要而且必须是经济实用的。 当初惠普公司主要是制造供工程师使用的检测计量仪器。每当我们从事创新的新仪器时，我们就使用我们内部的一种办法来决定什么样的顾客可能需要它。我们把它叫作“伙伴”反应。如果一种新仪器的设想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惠普工程师有吸引力的话，它很可能也引起顾客的兴趣。随着我们业务的扩大，非工程师顾客的投入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有助于我们决定哪一种产品设想可以付诸实施。我们常常问：“以我们的实力和知识为基础，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贡献？”接着会问：“谁需要它？” 任何一个公司的人力财力都不是无限的。所以，极为重要的是，要把现有的力量用在最可能获得成功的项目上。惠普公司在选择项目时往往是根据六比一回报率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在一项产品的寿命期内获得的利润必须至少六倍于开发这项产品的成本。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远远打破六比一这个比率的总是那些最具有创新性的产品。 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由于我们更多的产品涉及到计算机，我们的年度图表显示出预料不到的结果。我们的计算机在被推出很久以后仍然畅销不衰，因为新的发展大部分属于软件方面。新的软件使我们的计算机系统可以有几十年的寿命。这是一个明显的优势，因为这意味着，惠普公司的顾客可以在很长时期内依靠他们已有的计算机。这也有助于我们的推销系统在ibm和dec的主机占统治地位的市场上获得一个立足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