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日期：2000-05-08 总期号：919 本年期号：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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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路带我回家
关健 让20出头的人写回忆录，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和漫长的未来相比，过去只是弹指一挥间，与其惊回首，不如抬望眼。但过去、现在、将来并非割裂的，在我们问“到哪里去”之前，先要弄清楚“从哪里来”；廿余载光阴承载的内涵也不是划一的，当成千上万人的青春年华、创业激情、痛苦挣扎、荡气回肠都聚合在一条“街”、一个“村”、一爿“园”的时候，轻飘飘的旧时光就会变成沉甸甸的能量场，它不仅印证过去、照映现在，还会指向未来。以上铺陈的所指即是“中关村”。伴着john denver的乡谣———“take me home，country roads”（村路带我回家），我们一起上路。 回到电子一条街 世界上本没有街，来来往往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街。 从地理区域来看，“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指以从白石桥到中关村320路汽车终点站的南北大街为主干，以海淀路、海淀大街、土城路为支线的“f”形地区。“计算机发烧友的购物天堂”、“全国电子信息产品的中枢”、“中国信息产业的名片”———背负如此盛名的这条街不会没有故事发生。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徐吹来，世界pc产业的大潮浩浩汤汤，春江水暖谁先知？1980年10月，深入考察过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公路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一批科技人员，组建“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致力于推广“工厂、学校、研究所紧密结合的体制”———技术扩散模式，以期“把科学技术及其成果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往往命运多舛，陈春先也同样遭受了种种非议。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1982年10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党中央提出“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为广大科技人员投入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1983年1月，中央领导肯定了陈春先的做法；同年4月，在“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基础上，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成立，陈春先任所长。随后，科海、京海等公司相继出炉。到1983年底，“电子一条街”上的科技企业发展到11家，科工贸一体化经济实体的涌现表明“科技”与“产业”的结合已开始蹒跚起步。 1984年10月，中央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海淀区乘此东风提出“要建成智力最密集的新技术产业区”，并在经营场所、贷款发放、税收减免、人员流动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以“两通”（四通、信通）、“两海”（京海、科海）为代表的各类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到40多家，“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本骨架渐露端倪。 在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同时，大量非科技企业开始介入高科技产品的经销。“电子一条街”的“市场味”越来越浓，频繁的交易活动难免鱼龙混杂，自发状态下萌芽的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必然出现的“失范”现象比比皆是，“电子一条街”遭遇“成长的烦恼”。经销计算机及相关产品的门脸、柜台与便民设施、服务网点沿街展开铺面争夺战，民谚有云“电脑挤了豆腐脑”———拿现今时髦的话则叫做“新经济对传统产业发起冲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正常经营的二、三级代理商与坑蒙拐骗的皮包公司之间的差别认识模糊，统统冠之以含义暧昧的“倒爷”。 让人弄不清的事还有不少。有人把技术劳动的合法收入认定为“经济犯罪”，有人把科技人员兼职看作“不正之风”，还有人把科技人员从事技术开发与党政干部经商混为一谈。关键时刻，政府又拉了“电子一条街”一把。1986年6月，北京市政府根据调查结果，肯定了“电子一条街”是“不可忽视的科技力量”、“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种好形式”。 1987年1月，国务院出台“双放”政策，即“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改革科技人员管理，放宽科技人员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业热情，促进了高科技人才的流动。中科院及其下属研究所办的公司有50个，占中关村科技企业的1／3以上；据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多个科技企业统计，50％以上的科技人员来自中科院。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也结出硕果，四通公司的ms系列文字处理机、北大华光（后改名为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等产品都经受住了市场考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截至1987年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各类科技企业达148家，当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9亿元，电子、电脑产品的销售额达4亿多元，“电子一条街”对全国各地计算机和电子元器件市场的辐射作用日益显现。 从试验区走向世界级科技园区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得益于民间自发的创造力和市场驱动力，而且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扶持。随着“电子一条街”的商品吞吐量和市场辐射力不断增大，如何进一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就成为政府主管部门考虑的核心问题。198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试验区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试验区不辱使命，甫一成立就祭出18条优惠政策，既为各类高科技企业安上了加速器，又为中关村地区50余所大学和近140家科研院所的深化改革添加了助推力。但宏观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从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我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在困境中，试验区运用“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灵活机制，发挥区内企业的技术优势，营造出一个充满生机的小环境。联想汉卡、太极小型机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产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而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也前所未有。在中国，中关村是较早经历市场经济洗礼的地区，三资企业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陆续在“村”内安营扎寨，在1992年之后进驻频率加快。由于中关村的“市场味”远远浓于“技术味”，销售型企业（或偏重于销售的复合型企业）与拥有自有品牌的技术型企业之比遵从“80／20”原则，因此，国外品牌与“村内企业”在很多情况下不但不会发生正面“冲突”，而且还会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伙伴关系———国外品牌借助“村内企业”成熟的渠道体系迅速推广产品，“村内企业”则从代理销售中积累资金、增长见识。ast与联想、dec与方正、compaq与达因是当时的“黄金组合”。 但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经典案例当数国产品牌与国外品牌的pc市场占有率争夺战。80年代末，国产pc占有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而进入90年代后，国产pc的市场份额就急剧下滑，在1995年竟跌至只有20％出头。联想、长城等国内厂商痛定思痛，奋起直追，通过把握cpu升级换代的市场契机和实施有效的价格策略，逐渐夺回失去的阵地。目前，联想稳坐中国pc市场第一把交椅，国产品牌pc的总体市场占有率也高于国外品牌。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判断谁是真正的赢家：当我们收复pc失地时，ibm、hp、compaq等国际it厂商正在朝服务、电子商务方向转型，以适应internet、网络化时代的要求；当我们还在为技术与资本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国外成熟资本市场孕育出的核心技术正攫取越来越大的利润空间；当我们的股份制改造举步维艰时，国际上运作多年的股票期权制度已造就出无数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当我们的icp为上市焦头烂额时，aol与时代华纳已完成了世纪购并…… 时不我待。国务院于1999年6月5日批复了《关于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今天，当看到海龙大厦、太平洋电脑广场、硅谷电脑城等高层建筑逐渐取代拥挤狭仄的“门市”；当看到联想、方正、四通等传统it企业在阵痛中裂变，纷纷“触网”、“e”化；当看到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的广告在“村”里“村”外铺天盖地；当看到北大、清华的莘莘学子在校初尝创业的辛酸……我们会深切感受到中关村与世界级高科技园区缩短差距的努力。来日可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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